01

从4月1号浦西封控开始起算，我已经在家闭门不出10天了。

每天都想写点东西，但显然写重了不好——不仅可能招来“怎么眼睛只看到这些阴暗面，到底是何居心”的批评，而且我还要面对一个额外的审查机构——我妈，她总是忧心忡忡地给我发消息，指出哪些语句是危险的。

我跟她说，谢冰心为什么写文章写得一般，就是因为她爹妈亲戚是第一波读者，所以她每天只能歌颂爱啊母亲啊。可见一个写作者最重要的就是六亲不认。

我妈说，可是谢冰心活到99岁。我对你的期望就是这个。

我：…………

02

其实有一些轻的可以写，但也怕被骂，毕竟现在连想社区团购肯德基的念头都显得不够正义——生活必需品是可以的，肯德基怎么行呢？万一出了事，责任你担得起吗？！

想吃肯德基的人自知理亏，但还是想吃，于是他们试图绕开那些投否决票的人重新开个群，群规就写，有什么后果，大家一同承担。

我跟朋友说，我怀疑这份心情，跟年安徽小岗村那18个签下生死状决定搞包田到户的农民差不多……

朋友笑得一塌糊涂，但是又警告我，这种抖机灵也是危险的。

总之，迄今为止，我没有见到任何上海市民“足够真实”的“居家随笔”——几乎每一个“小我”都选择了噤声。

从这个角度来说，张爱玲真是个勇敢的人，因为她提供了一份足够个人化的“香港沦陷记录”。

03

年，张爱玲在香港大学念书，日军从12月14日起对香港进行隔海炮击，12月25号圣诞节，香港投降，坚守了总共17天。

战争当然是残酷的，夏衍说香港已经是“死城”:

满街是碎砖残瓦，玻璃碎片,遗弃的家具衣服,烧毁了的汽车,平民和战马的尸体,以及半个月来无人收拾的垃圾……沦陷之后一星期,死城香港开始腐烂了,交通无法恢复,治安无法维持,食粮不能供应,水电不能修复,日间满街全是赌博,晚间全城都有掠夺……

然而在张爱玲笔下——无论是随笔《烬余录》里，还是自传小说《小团圆》里，每每写香港沦陷的这一段，几乎都是一些琐事。这当然跟她的审美趣味有关，她说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

04

21岁的张爱玲，面对战争，第一反应是：窃喜。

烬余录里写：战争开始的时候，港大的学生大都乐得欢蹦乱跳，因为十二月八日正是大考的第一天，平白地免考是千载难逢的盛事。

小团圆里一上来就写女主角九莉对考试的恐惧：

大考的早晨，那惨淡的心情大概只有军队作战前的黎明可以比拟，像“斯巴达克斯”里奴隶起义的叛军在晨雾中遥望罗马大军摆阵，所有的战争片中最恐怖的一幕，因为完全是等待。

这一次的考试内容是近代史，九莉学得不好，就在她头痛的时候，从海上飘来砰砰砰几声巨响，嬷嬷走进来，说日本人攻香港了——不喜欢现代史，现代史打上门来了。

九莉第一反应就是喜悦，但是她也知道这喜悦是不正当的，所以“不敢动，怕流露出欣喜的神情”。

当然这是非常“学生气”的想法，但吊诡的是，一代代年轻人总是热烈地欢迎战争。

如果你看过讲述一战英国士兵的《他们已不再变老》、讲二战德国年轻人的《我们的父辈》、以及汤姆克鲁斯拍的《生于七月四日》的话，你会发现，每一代年轻人，都是因为嫌弃日常生活毫无希望和意义，然后怀揣着光荣和梦想，自愿去战场的。

“他们跃跃欲试，以为是像组队打怪那样轻松；战役打响，他们发现自己变成了无意义的行尸走肉，围绕着他们生活的只有跳蚤、老鼠、炮弹、毒气、坦克。战争过后，他们发现自己成为了这个世界上多余的人。”

张爱玲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战争的坏处的呢？是她的老师被炸死了。

她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震撼抽搐半天，却只能迸出几点痛泪，然后她才对着天花板说：上帝，你对我太好了，其实停掉考试就行了，不用把老师也杀掉。

这真是神来之笔。

她内心当然是大恸的，这老师对她相当好，知道她经济窘迫，又为了照顾她的自尊，自掏腰包给她颁发了元的奖学金。

但现在这个好人、好先生，就这么枉死了，人类的浪费。

不知轻重的年轻人终于见识到了战争的威力，但她没有去呼吁停战或者痛哭流涕——只是幽幽地冒出这一句，简直像是脱口秀里的段子，还是callback的那种——但念在嘴里，用红楼梦里香菱的话来说就是，“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

张爱玲自己应该也很珍惜这一句，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小团圆前面两章都是为了引出这一句话而已。

05

倘若那时候有微博的话，港大学生应该被骂上一万次热搜。

有人很着急，因为不知道打仗时候要穿什么——作为一个有钱华侨，她对于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跳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她没想到打仗。

有人逃难的时候都记得带上自己一箱子的贵重衣服，在红十字会分所充当临时看护的时候，就穿着赤铜地绿寿字的织锦缎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

——相比之下，上海市民穿红戴绿比较浮夸地下楼搞个核酸时装周算啥。

有人心态崩了，决定破罐子破摔地生活：宿舍里的存粮看看要完了，但是艾芙林比平时吃得更多，而且劝我们大家努力地吃，因为不久便没的吃了。我们未尝不想极力撙节，试行配给制度，但是她百般阻挠，她整天吃饱了就坐在一边啜泣，因而得了便秘症。

也有相当镇定的，比如张爱玲的好友炎樱——

特瑞丝嬷嬷匆匆进来报告说，炸弹落在了深水湾。

炎樱的反应是什么呢？

她跟没听到似的，只是“腻声抱怨著，如泣如诉”：“嬷嬷你来摸摸看，咖啡冰冷的，嬷嬷你给换一壶来。”

嬷嬷估计也无语了，过来端起咖啡壶黄油碟子就走。

我真的是边看边笑。

张爱玲的母亲警告她说，没有幽默的天赋，千万不要说笑话，但我觉得张爱玲相当可以，是可以去讲开放麦的程度，那种冷冷的幽默感，一句是一句的。

06

我特别能理解张爱玲愿意跟炎樱当腻友，炎樱是那种具有强大乐天精神的人，是能感染张爱玲这样一个早熟敏感但毕竟又还年轻还对人生跃跃欲试的天才少女的。

甚至我也能理解她俩后来的转淡，一个太擅长快乐、随时随地能打起精神头来的人，有时候会招致身边人反感的：毕竟快乐本身就是一种挑衅。

早在香港沦陷的时候，炎樱的这种“无限量的乐观精神”就展现出来了：

她冒死去看电影，然而看的是五彩卡通——我猜她压根就不是想看电影，而是用“看电影”这种非必要的生活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怕”。

回宿舍后，炎樱又独自在楼上洗澡，流弹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还在盆里从容地泼水唱歌，舍监听见歌声，大大地发怒了。她的不在乎仿佛是对众人的恐怖的一种讽嘲。

我最喜欢关于炎樱的一个段子，是她一贯精明俭省，开战后张爱玲迟迟没有领到口粮，饿得要命，决定用剩下的三块钱去小店买点饼干，炎樱担心她买贵了，鼓励她再忍一忍，说过两天就会发的。

张爱玲吐槽说，对炎樱来说，饿死事小，买上当了事大。

07

张爱玲太擅长裁下一段最传奇的故事，然后用最寻常的笔调去写——她经常在小团圆里用唠家常的口气轻轻巧巧地爆出大家庭内部的不伦恋，当事人可能被这段恋情炸掉了小半个人生，但在她笔下里，没有激烈的场面，只有“孤帆远影碧空尽”。

她笔下的战争也一样。

人活在动魄惊心的历史里——哪怕他清楚知道自己正活在一段要被后来人翻来覆去研究的历史里，他能做的，也就是活着。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细节是，小团圆里写打仗后宿舍要关了，只剩下九莉和另一个女同学，她俩得另寻去处，听说有地方在招防空员，有口粮可领，于是九莉问女同学说，去不去。

女同学说去。

结果第二天九莉去找她，没人应，想必先走了一步——九莉没想到她这么讨厌她。

张爱玲在信件里说小团圆的细节多有虚构，但假使这是假的，也是只有张爱玲才能编纂出来的细节。

又荒谬又真实：

是的，人就是会在这样紧急的时刻，还会想到“原来同学这么讨厌我”这么无关紧要的事情。

就好像色戒里，一起杀汉奸的学生小团体内部也是暗潮汹涌：

王佳芝的“失身”完全是打着国家大义的旗号，一群人恶意凝结的结果。梁润生是好色、邝裕民是没胆量，其他人是乐于看女神跌下神坛。那个女同学是嫉妒，她嫉妒王佳芝成为主角——那好，你来付主角的代价吧。

再举个或许不恰当的比喻，上海市民现在买吃的主要靠团购，在这样的危急关头——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小区的团购群不吵架的。

08

她后来写倾城之恋一点也不奇怪。

战争期间的普通人，生活只留下了饮食、男女这两项。

用张爱玲自己的话说就是：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

此刻我真的理解了这一句话，昨天跟朋友聊天，一起感叹文明和时髦原来那么孱弱的东西——上周上海的Amy和Eddie们还有心思打扮得光彩照人下楼核酸，这礼拜大家一起研究发芽土豆能不能吃了，搞电动车的蔚来老板，用葱跟邻居换了盐。

张爱玲说香港变得空前嘴馋，大家成天谈论的就是吃。

她写她和女同学们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我们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可有冰淇淋。只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于是我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淇淋，里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

我相信这一份心情，那些此刻在上海花块钱跑腿费请人代买炸鸡，等三小时最后吃一份冷掉的炸鸡还觉得津津有味的人，一定能懂。

她去当防空员也是为了混一口吃的，并没有怎么好好上班，只顾着看《官场现形记》，字印得极小，光线又不充足，相当影响视力，不过张爱玲很豁达地想：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然而没混到，“政府的冷藏室里，冷气管失修，堆积如山的牛肉，宁可眼看着它腐烂，不肯拿出来”，她又只能自嘲说：“像我这样不尽职的人，受点委曲也是该当的。”

结婚也成为一种流行——倒是非常能理解，人处在一片废墟当中的时候，就是会竭力想抓住什么，就像之后结婚、复婚率暴涨。

09

我喜欢张爱玲写战争时候适度的冷酷，和高度的诚实。

她同不同情战争里的普通人？当然。

她写那个有钱的、不知道打仗时候要穿什么的华侨女同学的时候，还闲闲地补了一笔她的后续：战后再度相会她已经剪短了头发，梳了男式的菲律宾头，那在香港是风行一时的，为了可以冒充男性。

为什么要冒充男性，当然是为了避免遭到侮辱。

但也言尽于此了。

张爱玲从未表现出那种“泛滥的同情”，在她自己的随笔里，她当然可以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痛哭流涕的好人，但她选择了诚实——她写自己跟同学“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

乍看很冷酷，但它是写实的：对他人的唏嘘感叹，都是有限的，转而又扭过头过自己的日子了。

这种“冷酷”，恰好是张爱玲的作品战胜了时空的关键，她不是谁的喇叭也不是谁的喉舌，她有作为“尘埃”的自觉，一粒尘埃又能如何怜悯另一粒尘埃？

用张爱玲自己的话说，就是：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

——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10

我当然非常好奇，如果张爱玲年在上海，就住在她常德路的公寓上，她会写什么呢。

小时候对张爱玲的固有印象，就是家世显赫，这次发狠重看张爱玲合集，最大感觉是她就是个普通市民。

她的祖父是清末名臣张佩纶，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看起来是非常“强强联合”的婚姻，但其实张佩纶仕途不顺，俩人年龄差距又很大，结婚11年后祖父去世，祖母作为遗孀，掌握着一个庞大的家庭，却只有出账没有进账，所以非常俭省——连肥皂草纸都要省。

父亲是个彻底的遗少，有钱抽大烟，却为了省钱不想送儿子进学校。

张爱玲从香港毕业回上海后，跟姑姑张茂渊合住，俩人都是自食其力的现代女性——就和当下上海许多摩登女郎一样，一个在银行上班，一个码字换钱。

然而经济上绝对谈不上宽裕，最难忘的一个细节是，姑姑在窗台上捉到一只鸽子，用绳子把它脚拴住，预备第二天吃，结果鸽子一晚上仿佛伍子胥过昭关，瘦掉整整一大圈，最后俩人吃的是一只干瘪的鸽子。拮据可见一斑。

正因为张爱玲经济条件普通，又乐于宣传家世（为了书的销量），另一位女作家潘柳黛才会刻薄说，张爱玲与李鸿章的关系就好像太平洋里淹死一只老母鸡，上海人喝黄浦江的自来水自称“喝到鸡汤”一样——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关系。

但我一点不觉得张爱玲的这份拮据和普通，会损失她的光环，事实上我觉得“上海普通市民”张爱玲相当可爱，她爱钱、爱吃、爱漂亮、爱一切新鲜玩意，也只有上海，又新又旧、又势利又包容的上海，才会接纳她、欣赏她。

11

我总觉得张爱玲后期创作的枯萎，一方面是她很难打入美国的主流文坛，包括她到了美国后主要收入还是香港、台湾的版税。

她为了挣钱甚至回香港写过“少男少女版”的红楼梦剧本，跟绝大多数编剧一样，赶稿赶得眼睛出血，没拿到几个钱，项目也不了了之。

但总之，她的受众，主要还是中国人，只有中国人懂她的苍凉美学。

另一方面，我觉得离开上海也是一个原因。张爱玲年离开上海后，没怎么写过随笔，对晚年的生活几乎只字不提，无论是短篇色戒，还是长篇小团圆——翻来覆去写的，还是那几年的上海，最好的时光。

好像把一盆植物移植到新的环境，空气水源土壤都是清洁的，然而太“真空”了，它其实是需要隔夜茶水、腐烂的菜叶、以及闲言碎语的滋养的。

12

不过朋友泼我冷水说，想什么呢，她那么灵敏的人，肯定早早设了半年可见，点进去只能看到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