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从年到年，有6个内阁统治过英国。年和年的两个保守党内阁，均由德比勋爵领导，是少数党的内阁，它们之所以能够继续，是因为辉格党人、自由派和激进派内部存有分歧。

年，保守党赢得了个席位，自由党得到了个席位，皮尔派有45个席位。皮尔派在年之前都是忠实的保守党人，如果他们能够加入德比内阁——德比这个时候已经完全放弃了恢复《谷物法》的希望，那么两党制度将会在传统的界限上得以恢复。皮尔派里有皮尔领导的保守党内最能干的人，该派拒绝加入德比内阁。他们不能忘却迪斯累利领导的那些人曾推翻他们敬爱的领袖，就因为他废除了《谷物法》。

他们对改革也很感兴趣，如果不是对改革穷人的状况感兴趣，也肯定是对改革克里米亚战争的溃败暴露出来的那些迫切需要改善的机构感兴趣。皮尔派的分离给在保守党内造成了人才的真空，这使迪斯累利有机会成为保守党在下院的领袖，并在年成为财政大臣。皮尔派中的某些人，像格莱斯顿，不愿意和一个他们认为是没有道德的冒险家共事。政治上的创伤，就像那些妒忌的情人的创伤一样，很深，愈合很慢。

年，德比勋爵成为首相，大部分原因是高傲的皮尔派再也无法忍受约翰罗素勋爵庸碌无能的内阁。他们的投票让罗素内阁垮台，就像一年后他们以同样的方式让德比内阁垮台一样。年12月，唯一的可行之道似乎就是最有能力的辉格党人和皮尔派组建一个联合内阁。从年12月到年2月，皮尔派的阿伯丁勋爵出面主持这个人才济济的内阁。这个内阁在处理内政方面效率很高，但是在外交方面不仅错误地卷入了克里米亚战争，而且对战争领导不当。舆论对这些严重错误的抨击打倒了皮尔派、辉格党人和自由派组成的阿伯丁联合内阁。果真应验了迪斯累利的话：“英国人不喜欢联合。”

但是谁来统治呢？问题的答案——帕麦斯顿勋爵——令许多人大吃一惊。迪斯累利惊呼：“一个骗子，完全没有用的糟老头。”布赖特附和说这是个“骗局”，他不喜欢帕麦斯顿的轻浮。帕麦斯顿确实有些轻浮，但他不是骗子。作为阿伯丁勋爵的内政大臣，当他的同僚们犯了愚蠢而严重的错误之时，他却表现出活力和效率。他的胜利也让公众感到高兴，他们将他当作约翰牛的化身。帕麦斯顿一直统治到年2月，这个时候议会否决了一个法案，该法要求对卷入外国阴谋的英国公民予以处罚，帕麦斯顿因此被赶下台。这年1月，一个名叫奥西尼的意大利人向拿破仑三世投了一颗炸弹。炸弹没有炸死拿破仑三世，却招致他要求帕麦斯顿通过一个法案，处罚任何参与此类阴谋的英国公民。帕麦斯顿答应了上述要求，可他的批评者的沙文主义情绪比他还厉害，他们不仅挫败了法案，而且推翻了政府。

德比、迪斯累利和保守党人又作了一年少数党的看守政府。一切都变幻不定。政党的界限似乎不再按照思想意识来划分。比如，德比很热心地邀请帕麦斯顿加入保守党，而迪斯累利则自愿让詹姆士格雷厄姆爵士去领导下院，如果格莱斯顿能加入保守党的话。格莱斯顿非常不喜欢帕麦斯顿的沙文主义，更厌恶迪斯累利的机会主义。他像哈姆雷特一样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犹豫不决。约翰布赖特也对帕麦斯顿怀有敌意，同样摇摆于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有了这样意志坚强、思想独立的领袖，就不可能有两党制度了。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年6月6日，在威利斯寓所里，当辉格党人、皮尔派、激进派和自由派的领袖们走上讲坛的时候，那名下院议员才要大声欢呼了。

格莱斯顿加入了自由派，原因是意大利战争的爆发，以及帕麦斯顿明确支持意大利为保卫自由而反抗反动的奥地利。自由主义者们热情支持欧洲人民获得自由，也急切希望他们能以独立的民族形象出现于世人面前，这种激情长期以来激励着他们。年，上述激情加上当时英国需要建立一个与德比和迪斯累利的政府相比偏左一些的政府，才让辉格党人、自由派和激进派团结在了帕麦斯顿的周围。格莱斯顿加入自由派担任财政大臣的决定对自由党的联合非常关键，也反映出布赖特给格莱斯顿一个精明的暗示，提醒他帕麦斯顿是一个75岁的老头，格莱斯顿必然是他的继任者。

帕麦斯顿在年到年领导着重新联合起来的自由党。这届政府的政绩平平。但在这几年以及前后几年中，英国的自治市镇和各郡逐渐持有自由党的态度，生长出自由党的协会，这些协会是一个全国性政党关键的基层组织。英国自治市镇中自由主义的发展并没有按照严格的阶级界限前进。年之后，大多数工人获得了选举权，罗奇代尔的工人也分为支持自由党的和支持保守党的。但是尽管资本家和工人的选票都分投给了两个政党，但还是有些很明显的分别：技工和零售商投给自由党的选票确实多于给保守党的。当然，有个事实很重要，就是工人们都不支持宪章派或社会主义者的第三党。无产阶级证明了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预言在英国不能成立。无产阶级要么投票给自由党，要么给保守党，前者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也反对消除不平等现象的大多数措施，后者坚持等级原则和遵从原则，因而支持财产和权威，希望维持现状，不管现状如何不公平。技术工匠和店主们支持自由党和保守党的主要原因是维多利亚中期的社会繁荣。马克思叹息道：“长期的繁荣让工人们丧失了斗志”，产生了“追求物质享受的无产阶级”。

实际上，比较富有的工人和小店主具有中产阶级的态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不会把付给优厚报酬雇主和买他们东西的富人当作剥削者。只要社会能够给勤俭节约、谨慎自制的人予以回报，使其得以提升，并给他们的子女上进的机会，他们不会认为社会的不平等就是不公平。周日学校、礼拜堂、机械研究会、日校、出版物和工人阶级的社会团体都反复灌输一种个人主义的伦理规范。中产阶级也征募工匠和小店主——特别是非国教徒——进入一些废除奴隶的、进行行政改革的、废除教会税的和倡导世界和平的社会团体。

不是所有的工人都参加此类社会团体，他们中的很多人更喜欢酒馆、英国国教和保守党。决定政治倾向的是宗教信仰，而不是阶级立场。年之后非国教徒的数量猛增，壮大了自由党的队伍。世俗主义者的数量虽小，也同样增加了自由党的阵容，他们的道德虔敬和对国教的憎恨与非国教徒的态度非常接近。19世纪60年代，这批道德坚定、立场激进的人喜欢阅读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年出版的《论自由》，喜欢约翰布赖特对贵族的猛烈抨击，也喜欢威廉格莱斯顿对意大利监狱中的残酷现象和罗马教会的错误所表现出来的义愤填膺。不辞劳苦的工匠和店主、自力更生的工厂主和职业人员、从事改革运动的编辑、认真的知识分子以及很多教派里虔诚信仰宗教的人们，他们都从自由主义中看到了一种姿态——既谴责托利党集团的排他性特权，又允诺给新兴团体平等权利和更多机会。

各色人等和新兴团体也从直率豪爽的格莱斯顿身上看到了一个才华横溢、气势非凡、口才超群、果敢坚定的代言人形象。虽然有时候他在等级社会和平等社会之间更倾向于前者，对耗费不大的小规模政府的热情远远胜过社会改革，但是人们对此都无所谓；他们只听到回响在整个英国的报刊和公共讲堂里那些如雷贯耳的词语。他对真理、公正、自由和人类的热爱使他成了自由主义的化身。像那些被人们狂热追捧的英雄一样，他满足了他的支持者们的心理需求，其中之一便是兑现了自己诺言，给那些道德完好和政治可靠的人选举权。正是这个承诺将人们引回到议会改革的问题上。

《年改革法案》自由党在帕麦斯顿的带领下赢得了年的大选。大选中选出来的名自由党下院议员和名获胜的保守党下院议员中，很少有人为以议会改革的名义进行竞选。年的时候，改革是不受欢迎的，一年后它仍然是不合时宜的口号。迪斯累利说改革会把“一群自私自利、身份卑微的平庸之辈”引进议会。年，保守党人和叛离的自由党人挫败了格莱斯顿的一个温和改革法案，该法案要求将自治市镇的选举权资格由10英镑降低到7英镑，给各郡中租赁房产价值14英镑的人选举权。法案如果实施也只能在原来万选民的基础上增加选民。一年之后，同一个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赋予名新选民选举权。所有城市户主从此获得了选举权；民主政治已经来到了城市化的英国。送这个礼物的不是自由党，而是保守党，不是格莱斯顿，而是迪斯累利。这是一个矛盾的、不可思议的改变。它反映了三种力量的集合：第一，不断增加的民主政治需求；第二，已经在野30年的保守党的挫折与失意；第三，灵活狡猾的本杰明迪斯累利高明的议会策略。

很多人畏惧民主政治，但其他人则慢慢地开始需要民主政治。在帕麦斯顿执政的年代里，熟练的技术工人忙着组建工会和争取高工资，普通的非技术工人则安分守己，同时，统治阶级也对现行的选举制度感到满意，在这种制度下，1/5的选民—举超过半数的下院议员。当时个自治市镇中有个与土地有关联，其中的51个还仍旧是家族型的，他们对这种制度也没有任何异议。从宪章派年的最后一次示威到年海德公园动乱，这期间没有发生过要求更广泛的选举权的大型集会。但是，有些沉默的力量却在活动，它们能使这种要求在短期内变得非常可怕；在一个有很多新兴阶层的社会中，这是一个不会自动消失的问题。

从年到年，有5个不同的内阁讨论过这个问题，有6次呼吁议会改革。其中一次是德比勋爵和迪斯累利的保守党政府年提出来的。他们的议案是保守的，很容易就被否决了。但是舆论风潮逐渐转向赞成扩大选举权。比如，格莱斯顿就转向了改革，因为有一个工程师联合协会的代表团到财政部咨询关于将其基金投入邮政储备银行的事情，他们的办事效率、节俭作风和聪明才智令他折服。工匠阶层实际上已经变得很了不起了。他们不是粗暴蛮横的宪章派，而是有责任感的、温和的、有教养的工人。有些是济贫法的贫民救济委员，有些是改良委员会的委员，其他的成为市镇议员、或互助会、合作社和禁酒协会的管理者。年，格莱斯顿提出议案，迈出了履行承诺的第一步，给所有道德完好和政治可靠的英国人在道义上赋予选举权。

结语

但是，这个议案让很多人闻风丧胆，甚至是自由党内的某些人。最终，畏惧民主政治的势力与要求实现法案第一部分的势力对决，前者获得了胜利。这部法案代表了工人的利益，它在英国取得了成功。